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建立于18世纪的德国，鲍姆嘉通于1750年出版的《美学》一书宣告了美学的诞生。然而，美学的建构并未因这一宣告而完成自身使命。对于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宣告本质上呈现的是开端，美学学科由此开启自身的建构过程。站在当代的视角回顾，西方美学的建构经历了从主体到身体两个关键环节。
无论从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从学科得以立身的逻辑前提，美学的建立都离不开身处其中的思想背景。正是借助西方思想在近代以来的主体转向，美学经历了学科建构的第一个阶段。
虽然人们一般将美学与其所关注的外在对象相关联，但倘若以此为基点划定美学学科的领域与范围，却是从根本上偏离了方向。黑格尔在将美学转换为艺术哲学，以表明“艺术”或者“美的艺术”才是应该关注的对象时，艺术在其体系中的终结所带来的尴尬固然是个问题，却同时暗示了艺术不只是美学的对象，也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将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确实已经呈现出不同于古代哲学的感性特质，其总体精神却与后者有着内在一致性，即都是从理性角度规定感性。这其实是不同于美学的哲学视角。不过，恰恰是两种不同视角的交错，一个关键因素才得以浮出水面：审美感受。归根结底，使美学得以确立的因素并非外在对象，而是主体的审美态度。在这一意义上，近代思想主体转向的意义展现了出来——感性能力开始受到关注。自17世纪开始，作为主体感受能力的鉴赏成为美学的核心话语便是这一转向的直接结果。夏夫兹博里首先阐明了构成这一审美态度的基础条件——“无利害性”观念，而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则将鉴赏与判断相关联，从四个不同的契机切入对鉴赏判断做了系统分析。此后，审美的感受与态度一直是建构美学的关键性因素。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一审美感受？对于美学学科的建构而言，主体的审美感受固然重要，却只是单纯的感性存在，更关键的是探究这一感性能力之可能。对于后者，经验性地排除外在干扰虽然必不可少，却不充分，还需要从先验角度阐明使感受能力得以可能的先天依据。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环节：思维方式。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将自身的存在与思维相关联，巴门尼德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强调的不只是二者在古代思想背景下的特殊关系，还指出了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所需要的逻辑基础。近代以来，作为思维方式的逻辑已然发生了重要变化，被古代思想所排除的感性因素得以进入逻辑之中，但其根本精神依旧是对传统思想的承接，即实施规定的仍是理性思维，进入其中的感性因素始终是被规定者。但这显然不是建构美学的思维方式。鲍姆嘉通特意将“感性认知”称作“类理性的艺术”，一方面是表明感性认知并非单纯的感性存在，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感性认知不同于理性思维，它应当被归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
当然，这一思维方式本非鲍姆嘉通首次阐发。早在1725年，意大利学者维柯就通过《新科学》一书描述了这一一直遭受忽略的思维方式，并将其称作诗性逻辑。与此相比，鲍姆嘉通的重要性在于将这一思维方式与主体自身的能力相关联。维柯通过回溯历史，确证了诗性逻辑在远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的现实存在；鲍姆嘉通虽也由对诗的哲学考察入手，却从一开始就尝试剥离感性与诗的关联，借助对“感性谈论的完善”的分析而直指主体的“感性认知”。这意味着感性认知即使还被认作低级的认知，却已在主体之中稳定占据一席之地，并由此获得其与理性能力的关联性。从本质上讲，感性认知虽不同于理性逻辑，却并不意味着这一逻辑与理性能力全无关联，否则感性认知就不足以作为思维方式存在。
显然，主体转向给这一关联提供了可能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感性思维与反思判断相关联，便是要借助判断以阐明感性与理性的关联途径。虽然都是判断，也涉及感性与理性两个要素，但感性思维却不同于理性思维，因为与其相关的判断力不是规定性判断力，而是反思性判断力。康德对此所作的区分是：理性思维方式之需要规定性判断力，在于普遍的规则已先行被给予，所需要做的只是“把特殊的东西归摄到普遍的东西之下”；而感性思维方式之需要反思性判断力，则在于“只有特殊的东西被给予了，判断力为此必须找到普遍的东西”。于是，借助于反思判断这一感性思维，近代思想背景下的美学不仅拥有其所关注的问题，而且获得建构自身的逻辑基础。
近代思想的主体转向给美学带来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作为审美感受的鉴赏成为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与感性思维相关的反思判断成为美学建构的逻辑前提，美学学科的建构由此迈出稳定的一步。然而，新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呈现出来：当美学建构的理论基础与感性认知、反思判断相关联时，后者果真是美学所独有的思维方式么？从维柯对“新科学”的描述即可看出，诗性逻辑不限于美学学科，虽然它也为美学的建立提供逻辑基础；从康德区分合目的性的两个表象——审美表象与逻辑表象亦可获知，反思判断不只关联审美判断力，还指向目的论判断力。由此，思想在其当代转换中将这一思维方式作为哲学的根基便不是意外的结果。
1900年至1901年间，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现象学的方法时，与传统逻辑相比较，其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感性成为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在康德的先验逻辑中，实施规定的一方是理性，感性只是承受规定者。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纯粹意识成为第一位的存在，本质需要通过意识的直观而获得。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剥离出纯粹意识后，胡塞尔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意识的意向性本质，对本质的直观由此而得以可能。然而，由胡塞尔现象学与康德反思判断的内在相关性而将美学认作“第一哲学”却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论断。在近代思想将感性作为必要因素纳入自身之际，感性认知的人性本色就注定其日后会成为生活世界的根本性思维方式。美学学科只不过因为自身的特殊性而先行呈现出这一思维方式。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恰恰因为思想世界的当代转换，美学学科迎来了建构自身的第二个阶段。
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的推进来说，现象学方法的出现产生了广泛而根本的效应。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首先将这一方法引入生活世界，意图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解说而建构领会中的存在。在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则将这一方法引入人的主体，尝试借助对“身体”的现象学解说而彰显知觉中的世界。如果说在前者，领会因“此在”的时间性维度还只是呈现有限性的限制性条件；到了后者，“知觉”则因身体在空间中的落实而揭示出有限性所关联的现实性维度。于是，正是在由“此在”到“身体”的转换中，美学学科建构的现实化契机得以呈现。近代思想之所以将美学建构的核心问题归结为主体的审美感受，是因为在主客二分的传统思想背景下，外在的对象因自身的非本质性注定是被消解的对象，却不意味着审美存在只能是主体内在的鉴赏能力，想要完成美学体系的建构，审美存在须得走出主体之外。当代视野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张呈现的正是这一双重指向：美学学科需要获得自身的现实性，却不是重新与外在于自身的对象相关联，而是借助一种恰当方式让感受呈现于主体之外。这一关键环节便是身体。
不过，强调身体维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将关注重心置于术，在根本意义上，身体指向的是肉身化的主体。对于前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被关注的始终是具象物，后者指向的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是要让身体成为主体。梅洛·庞蒂强调，“我不是在我的身体前面，我在我的身体中，更确切地说，我是我的身体”。这就带来主体概念的深刻变革。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是以“思”为其主导，而在身体主体中，感性呈现出另一层主动性——对世界的“肉身化”。在这一意义上，当格诺特·柏梅于1995年尝试一种“新美学”的构想，并将此称作对鲍姆嘉通“关于美学最初构想的再次复兴”时，他当然不是单纯要复兴美学学科建立时的原初意图，而是从身体的现象学解说中看到了建构美学的新契机。
鲍姆嘉通关注的重心是作为美学之逻辑基础的感性思维方式，这一点在后来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创建中得到系统解说，赫尔曼·施密茨创立新现象学的任务则是关注这一感性思维方式的“审美表象”如何获得自身的现实性。通过“躯体”（KÖrper）与“身体”（Leib）的区分，身体的空间性得以凸显；同时，空间的另一特质，即空间与情感的关联也首次得到呈现。施密茨认为，身体不只是一种感知，更是一种情感的充满。由此，空间便不只是对感知的落实，还包含对情感的现实化。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曾将这一“审美表象”的核心任务界定为“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如何可能，并通过追问如何“把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作为谓词附加给那个直观”而呈现出鉴赏判断的中心意旨。借助身体的维度，与情感相结合的直观便不仅是一种直观，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因而情感与直观的结合，同时也是情感的现实化。美学由此将审美的感受以诸如“气氛”的方式呈现于主体之外。
西方美学的建构经历了从主体到身体两个关键环节。借助前者，美学获得了学科独立的理论基础；借助后者，美学虽失去了自身“对象”，却因此获得了审美存在的现实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世纪西方思想中三条思路的交汇与美学的逻辑建构问题研究”（21BZX02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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