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峰。新文化运动因何而起？文化价值究竟如何？学术界多有研究分析而莫衷一是。在众多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件无须争议、完全说得清楚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地域性。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这是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标志，创办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学者，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一篇又一篇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檄文，形成一股富有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思潮。这些新文化思潮的引领者，除了李大钊，均为安徽、江苏、浙江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的新思想引领人则是江苏南通人白雅雨。早在光绪中叶，白雅雨就在江阴设立南菁书院，分科讲学。1908年任聘于北洋政法学堂。正在该学堂读书的李大钊，深受白雅雨的新思想影响，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1年，白雅雨与孙中山南北呼应，组织起义，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都是长江下游文化圈中人？这个问题，须从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文化圈中寻找答案。
文化的发生发展、文明的诞生与进步，离不开水的滋润。大约七千年前，位于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即“两河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今人一说起“两河文明”，就联想到早已成为沙漠的那片土地。其实，世界上还有一处名副其实的“两河文化”，那就是在绵延数千里的黄河、长江的滋润下诞生的中华文化。西亚的“两河文明”早已消亡而冠之以“古文明”，中国的两河文化则从未中断前进的步伐一直绵延发展而冠之以“传统文化”。西亚的“两河文明”处在两条河的中间地带，而这两条河之间的地域不大，中上游之间的最狭处不足百里，因而两河滋润的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具有一体化的特征。中国的两河文化，因为两河之间地域辽阔，且曲折绵延数千公里，诞生了两河流域各自表达的原始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特征明显的两大文化区系，我们有理由将这两大文化区系，以滋润它们的长江与黄河，分别命名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此前，人们习惯称之为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这两大文化区系，自诞生之时起，便开始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汇成了相融互补又各自表达的中国文化。
田野考古和古籍史料告诉我们，中国的两河文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表达：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位于黄河以北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距今有五六千年历史。在东西绵延很长的红山文化区域，多处发现有形态各异的玉龙；“红山玉龙”成为红山文化的一大代表。而成书于三千年前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周易》，首卦《乾》的爻辞中，更有“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的系统表达。在黄河流域地下发掘出世的商、周青铜器上，龙的塑形也随处可见。具有三栖特征的龙，在黄河文化形成过程中，逐渐成为其形象代表即文化标识。依托黄河文化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也逐渐将自己打扮成为人们信仰的龙，居住之所称为“龙庭”，坐的椅子称为“龙座”，穿的衣服称为“龙袍”，开颜一笑称为“龙颜大悦”等。到了清朝，旗帜上绣的是青龙，流通货币上也是龙的图像。
在长江流域，最早的地下考古发现地在浙东的河姆渡村，在这块被称为“河姆渡文化”的区系中，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大量鸟形玉器，却无任何关于龙的塑形物件。在长江上游，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金、玉、铜的鸟形塑物被大量发现。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鸟文化气息更浓郁，不仅有人身鸟足、鸟首人身的青铜塑像，人的眼晴也都是细长的“凤目”，以致有人与“波斯人的眼睛”产生联想而认为发现了“南丝绸之路”。在一棵十几米高的青铜树上，每个树叉上都立着一只鸟，一条细细的小龙尾上头下爬在树根处。鸟与龙的位置，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得到了说明。在成都市区的“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的浓郁气息，一枚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更凸显了四千年前巴蜀地域鸟崇拜的文化特征。
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区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进入了成熟期，各自形成了一个轴心之地。黄河文化的重心，呈现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封地最大、最为富庶的齐、鲁两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终于形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汇聚天下学者展开“百家争鸣”的场所。几乎在齐鲁文化形成的同一时期，长江文化圈自西向东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
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首先在鲁国诞生了一位思想家孔丘，首开私学风气，形成了一个儒家群体；继之从儒家队伍中孕育出又一位思想家孟轲。孔丘倡教“仁义”，孟轲接着说，儒学由此成为黄河文化的灵魂，孔丘成了“圣人”，孟轲成了“亚圣”。
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也相继诞生了两位思想家，一位是老聃，楚国苦县人，管理过周朝的藏书馆，学问广博，孔丘曾向他问礼、问道，以“无”为本。另一位是庄周，蒙城人，做过漆园小吏，追求自由，主张平等。老庄思想，成为长江文化的灵魂；老聃在函谷关作以“无”为本的急就章，然后骑着青牛飘然西去，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均为有“学”而无“家”，却被后人冠以道家创始和代表之名。其间区别，尚需学界关注和研究。
《庄子》中有诸多关于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基本上是孔问老答，唯有一处是“孔子语仁义”，大概孔子认为自己在仁义方面有专攻，因而向老子讲述有关仁义的看法。老聃不赞同孔子的仁义之说，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只有二十三字的寓言，却形象地表达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不一样的核心理念：“相濡以沫”倡导生存状态恶劣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关怀，“相忘于江湖”倡导人应该在最适宜的环境里生活。
孔子倡导“仁义”，后来的儒家又添入新的内容，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行”学说。老子倡导“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顺应自然理念，庄子进一步主张个体应该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自由发展。这两种理念，对此后两千多年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
两河文化的差异性，在唐代汉传佛教的主流禅宗内部，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撞，由此形成南禅与北禅两宗。禅宗五祖弘忍晚年选择衣钵传人时，首席弟子作谒：“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擦拭，莫使惹尘埃。”另一弟子惠能作谒：“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河南人神秀的谒语源自孟子的人性本善、通过修养渐渐恢复本性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黄河文化印记。岭南人惠能的谒语源自老子以“无”为本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长江文化印记。这就是以“黄梅五祖”称名于世的湖北人弘忍，最终选择惠能作为衣钵传人的根本原因。
弘忍之后，神秀北上唐都，武则天“亲加跪拜之礼”，奉为“国师”；他所倡导的渐修理念，在黄河文化区域深受佛教僧徒信众的推崇，开创了“北渐”禅宗新局面。而惠能所倡导的以无为本，“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顿悟理念，在南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武则天请惠能赴都而未果，神秀写信再邀，惠能固辞，理由之一：“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黄梅五祖弘忍与岭南六祖惠能都有自知之明，以“无”为本的理念及顿悟法门，无缘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北方生存与发展。而神秀从其师弘忍将衣钵传给惠能而不传给他这位首席弟子一事中醒悟，他的源自孟子修身思想的渐修法门，在长江文化圈同样难以发展。实践证明，他的北上弘法是正确的选择；进入了黄河文化圈之后的神秀，如鱼得水，焕发出蓬勃生机，开创了以渐修法门为标识的“北禅”新局面。
不独在佛教，两河文化的差异性也体现在自宋代以来的“变法”中。自宋代以降的近千年封建社会中，重大的“变法”有五次。从五次变法中，可以感触到长江文化的“求变”与黄河文化的“不变”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较量。
宋朝有两次重大变法。一次是“庆历变法”，主事者是苏州人范仲淹，支持者是江西吉安人欧阳修。宋朝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代愈七十年，积弊日深。仁宗初政，范仲淹上书《救弊八事》，指斥时政以致得罪权贵而被降职，欧阳修也受牵连降职。庆历三年，被重新起用的范仲淹，再次向朝廷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在十大改革中，列于第一位的是“明黜陟”，改变原先官员满了任期一律升迁的惯例，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决定是否升迁。名列第二位的是“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即便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并经考核优秀者才能担任。改革还包括“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范仲淹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实施，史称“庆历新政”、“庆历变法”。然而，新政仅实施一年多，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谣言和毁谤声浪中，庆历五年初，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以河北获鹿人贾昌朝为代表的守旧派重新执掌朝政。“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社会积弊愈演愈烈，二十年之后，宋代的第二次社会改良运动又起，主事者为江西临川人王安石，故又称“王安石变法”。熙宁元年，王安石奉召入京，变法立制，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制定了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远超庆历新政。新法推行数年，即于增加国家收入、提高军事实力产生了明显效果，然而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十余年之后，“王安石变法”的一贯反对者、山西藉名儒司马光为相，彻底废除新法。被称为自先秦商鞅变法以来最大的“王安石变法”，就此落下帷幕。仅仅过了四十年，贫弱的北宋王朝便仓皇南迁，开始了苟且的“临安”生涯。
明代的重大变法有一次，即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万历年间任内阁首辅。面对“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五大积弊，张居正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方面有“一条鞭法”，吏治方面有“考成法”，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国库积银及储备粮食足够支用十年，裁革的冗员占官吏的十分之三，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但是，改革触犯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的既得利益，遭遇了守旧派的强烈对抗。改革进行了10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而终，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竟致被抄家、家属惨遭迫害。张居正改革最终以悲剧落幕。
清代的两次重大变法都发生在清朝统治面临内忧外患的19世纪后期。第一次是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主事者有湖南长沙人曾国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福建福州人沈葆祯等。这是一次在战争之后，晚清洋务派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然而，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竟然以一场惨烈的“甲午战争”告终。
仅仅时隔几年，1898年(农历戊戍年)，陈腐气息浓重的京城里，又掀起一场变法运动，主事者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新会人梁启超。这一次的变法，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实施废八股兴西学的教育制度等维新举措。由于这些变法直接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仅仅一百多天，慈禧太后等守旧派便发动政变，康、梁亡命海外，维新变法戛然而止。
千年以来的上述五次变法改革，主事者无一例外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反映了长江文化圈中人对黄河文化为依托的专制制度的不满，他们试图改善乃至改变这一格局，然而在黄河文化即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下，只能以失败告终；“不变”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求变”。
19世纪末接连发生的两次变法的失败，渐渐使国人醒悟到，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变革与发展，都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因，国家民族的兴衰取决于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中国的日渐落后以致频频挨打受辱，正是因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旧文化的落后。
痛定思痛，一股以“新文化”为旗号的文化思潮，波澜壮阔、惊天动地而来。站在新文化潮头的擎旗手及其弄潮儿，几乎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刊发一篇又一篇新文化檄文，展示了新文化思潮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核心，成为这一时代热血青年最喜爱的读物。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承载着新文化思潮的核心思想；“救救孩子”的呐喊，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新文化不仅包含有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介绍和吸收，而且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发掘。1917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就新旧文化的关系作了这样一番表述：“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最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和吸收，只是激发新文化运动的外因；中国文化中的矛盾双方，即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易位置，才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内因。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因时而异，当年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相忘于江湖”的生存方式，庄子向往的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的逍遥境界，“以道观之，物无彼此”的齐物之论，在新文化的旗帜下被“自由”“平等”这些新名词所替代。由此，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的帷幕。
当然，新文化运动不是自五四运动始，但毫无疑问，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而经过五四运动的锤炼，新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不仅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当代转移，人们似乎还缺少一种文化自觉。尤其在学术界，梳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本上都围绕儒学尤其孔孟思想展开，以致将那些已经成为糟粕的内容如“三纲五常”等奉为圭臬，却极少提及老庄、墨家、名家等非儒学派中包含着的思想智慧。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也是纪念五四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龙8long8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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